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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下的旋律录进硬盘，一首首完善，打磨成型，按照他的风格喜好揣测走向。

吐司和牛奶足够应付我日常所需，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似乎忘记了很重要的事，等意识到时，已经无法挽回了。

两个便衣警察破门而入，我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来告知案情进展，结果被反手拷上了。

“Jack Yi，我们是移民局的，现在正式通知你，将你遣送回国。”

哦，我想起来了。这两个月，我没去学校，也没去实习，接到过几回警告，浑浑噩噩没放心上，搞砸了。

我错过了期末考试，被退学了，因为有过前科，没了转圜的余地。工作那边，我一声不响旷了工，David联系过我，我只说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忙。学生签证过期了，工作签证无处可办，我是非法滞留者。

我求他们宽限点时间，一点就够，让我打个电话，至少应该告诉杨千瑞一声。他巡演就快结束了，回来找不到我会着急的。还有电脑硬盘，我最后的赎罪，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起码让我带上它。

执法过程是暴力无情的，我配合着上缴所有财产，苦苦恳求他们让我留张字条，没能如愿。我被强制收容进拘留中心，过了几天，被送上回国的航班。

我看着窗外缭绕的白云，苦涩地想，我和杨千瑞总是一年又一年约好一起回国，却一次都没实现。我想以后也很难再有机会了。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落地阔别两年的故乡——北京。

一下飞机，我又被请到了局里，迎来轮番上阵审查盘问的24小时。他们试图从我嘴里撬出一丝一毫关于我爸妈的线索，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合法询问时间已过，他们不太情愿地放我走了。

我呼吸着这片广袤大地的炙热空气，忽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迈脚。我才回忆起，很久以前，我就无家可归了。

仍旧，我惯性回了旧宅地址，建筑外层被重新漆过，大约早被拍卖出去。亲戚家我没脸去，我从小就不服管教，顶嘴还手最会气人，与他们关系都僵，去了也是碰钉子。

我在北京街头晃了一天，身无分文，最后进了一家贴着招工的快餐店，洗了一晚上盘子，换来二十块钱。千辛万苦找到一家可以拨打国际长途的报亭，提示音却全是已经关机。我又往公寓的电话打，也是相同。

这个日子，巡演结束了吗？我不记得了，我根本没在听他说话。

这两个月我们很少联系，我让他不要打扰我，他做到了。他向来都很听我的话，可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精疲力竭，遭着报刊亭老板的白眼，我又往他北京的家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声，但不是他妈，那样有辨识度的声音我听得出来，思考两秒，我假扮出商业严肃的语调问：“请问杨先生在吗？我这边有点急事找他，他的手机打不通。”

“哎呀，先生太太都出远门啦，去美国了，快一个星期了，您不知道吗？”

“我以为他回来了呢。”我见风使舵编起瞎话。

“估计还要一阵子吧，您再试试手机吧。”

“好的，谢谢。”

付完电话费，剩下的钱我买了包最便宜的烟。我蹲在路边抽烟，慢慢想明白，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总是一拖再拖，将本不至此的都拖成死局。

天底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们本就漏洞百出，太多环节可以脱靶了。学校里那么多人见过我们在一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人尽皆知，甚至他表妹，都有可能。

硬要揪出是谁说漏了嘴没有意义，这本就是我们该承担的后果。我只是很担心杨千瑞。

我想他父母会陪着他度过难关，顺便还会逼他忘了我，过几年再逼他结婚生子，但我希望他最好不要妥协。

即使不是我，也要坚持自我，不要随波逐流，蹉跎一生，My cherry。

第68章

入秋，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少年宫教钢琴，勉强维持生计，租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以前从不觉得北京房价那么贵，贵到我要和老鼠蟑螂做室友。它们不分担任何房租，还厚颜无耻偷吃我一天一个的苹果。

不过，苦中作乐地想想，也还算是有个伴。

杨千瑞以前说过，如果不当演奏家的话，就去培训班做老师。现在看来，他总是比我更有远见，更早铺好退路。

除了在我身上，他从未退缩过一步，就像不倒翁一样。这一定很花费勇气，希望在见不到我的日子里，他还能给自己留着点。

我持续拨着那两个号码，从未收到回复。直到不久前，两个号码都换了新主人，我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九月之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恐慌之中。我也害怕极了。

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发生，几千人丧生。我知道杨千瑞万万没有理由去世贸大厦或者五角大楼，他最应该在某个交响乐大厅。但他常居纽约，他可能亲眼目睹，可能被吓得魂飞魄散。可我无法安慰他。

心急如焚又走投无路，我再次往他北京的家打电话，压低声线，假装成高中同学关心问候。

是赵岚接的，她说他没事，不用担心，感谢挂念。我卸下伪装，坦白身份，她慌慌张张挂了电话。看来她还是无法接受，但幸好，杨千瑞没事，那就好了。

转眼又到冬天，北京开始下雪。地下室没有暖气，我长了冻疮，有生以来头一回，又疼又痒。影响了上课，我只好忍痛抽出一张纸票，去医院看看。

我在存钱，很多钱，之前感冒发烧都是喝热水扛过去的。但我不敢怠慢双手，毕竟赖以为生。

排队挂号的人有些多，我挑了条最短的队伍，侧头一瞥，竟捕捉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他的身高丢在一群人中，一点都不突出，背影也没什么特别，但我就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穿着黑色的大衣，与初见时很像，究竟是一件外套穿了三年，还是他总爱这样打扮呢。他始终垂着头，无精打采，被人撞到也毫无反应。手里掉下去的卡还是别人帮捡的，仿佛丧失知觉，这样——怎么能算没事呢？

我以为我再见到他会很激动，会疯了一样叫出来，会冲过去抱住他亲吻他。可实际上，我心里平静的不得了。

我想这是因为，我确信我们迟早会重逢的。

他肯定得回北京过年，我去各家有名的饭店、商场、超市门口蹲点，运气不太差的话，很快就能遇上。实在没缘分，那等我攒够了钱，过五年，再飞去国外，追随着他的演奏会，他那么有名，有迹可循，我怎么可能找不到他。

七月申奥成功的那天，街头巷尾都在欢呼，我也很高兴，找到他的路子又多了一条。幸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