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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文明与社会昂扬向上,“中国之强前所未有”的时候,但仅以文艺而论,短短数十年之间,这数量的差距未免也过于悬殊了!
说实话,太宗朝虽然还沉浸于六朝宫体诗的窠臼中无法自拔,因为名家寥寥,但至高宗、则天两朝,虚浮、绮靡而妖艳的诗风被洗涤殆尽,新的文艺已然吐露新芽。相对于六朝至唐初的颓靡而论,无论是高宗朝之初唐四子,则天朝之“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及陈子昂等,都算是超拔而杰出的当世之英,足以煊赫千古的凛凛文笔。即使将来千秋万代之后,初唐凭着这么几位人物护体,都可以在文坛中横着走。】
皇帝立刻从蒲团中坐起了身——当日她以皇后之尊,召集善诗工文的学士集于北门处理政务,一面是为了另辟蹊径,借吟咏词赋打造干政的班底;另一面却也是对诗词歌赋真心喜爱,念念不能忘却。当日她聆听骆宾王之讨贼檄文,尚且遗憾感怀,乃至责备宰相遗漏了贤人;更何况而今骤然听到这么一长串能横扫文坛的名字?!
——天可怜见,中古时代通讯闭塞之至,纵使尊贵如皇帝,除特意探查细问之外,其实也很难知道京城以外的变动,不过是井口稍微大一点的青蛙而已。迄今为止,什么“吴中四士”,皇帝真正是闻所未闻,一无所知。
正因为一无所知,所以骤然听到这个称谓,女皇才不由生出了由衷的喜悦:如果这“吴中四士”竟尔与陈子昂有并列的资格,那么管中窥豹,他们文章的水平便可以想见了!
这样的贤人流落在野,反而是宋之问一流的货色居然高居庙堂——这合适么?这绝不合适!
往日没有可用的人选,容忍宋之问在朝也就罢了,好歹还能写两篇文章。但如果连写的这两篇文章都可以替代,那倒不如——
【不过,相当遗憾的是,虽然以上十几位高士的诗文脍炙人口,但作为孕育出如此高士的初唐,却往往在文学史上显出莫名的黯淡,甚至从来不以文学兴盛而闻名。
原因倒也很简单。初唐虽然出人才,但七十年培育十几位顶尖诗人,这速度倒也只能算是一般的高产。可紧随其后的盛唐玄宗朝呢?那已经是什么高产不高产的问题了——那是母猪产猪仔,一窝一窝的往外生诗人——而且还都是质量高得出奇,横扫文坛无敌的那种诗人!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盛唐生产高质量诗人的效率都太离谱了。如果文坛之后真有某位艺术的女神在主宰,那么只能怀疑她大概是在玄宗即位时烂醉如泥,于是随手抛洒弃置迤逦,竟尔把天上最为珍贵的瑰宝这样随便而又散漫的堆砌在人间,以至于开元至天宝这短短二三十年里,能够辉耀千古的诗人居然一口气冒出了这么多!
说真的,如果这位神明稍有理智的话,那么纵使要以文艺为这伟大的点缀气象、渲染光华,赏赐给人间一个李白,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吧?如若再加上王维、老杜、高适中的任何一人,那简直已经是天恩浩荡,足够后世感激一千年之久了。可她怎么——可她怎么能这样的奢靡无度,居然把这么多年的积蓄,一口气挥霍殆尽呢?
所以,也无怪乎清代的诗人品评历代,会表现出那样的嫉妒,甚至质问“造化有私”了——是啊,无论以何种偏向品评诗歌,盛唐都可以在前十席拿下保三而争五的位置;千古名作的密度居然高到了这样吓人的地步,这难道不是造化有心的偏袒么?
从各种角度来说,这种繁荣都是匪夷所思、超乎常理的。但有趣的是,历史缔造盛世时从不在乎什么常理。或者说,恰恰是这种超乎常理的繁荣,才能奏响超乎常理,高亢而又激昂的盛唐之音。
不错,要以常理与来约束这种强盛至极点的盛世之音,总是显得苍白而无力的。当我们回首盛唐时,所注目欣赏的,不恰恰也是那些突破一切旧有的规范与约束,不可预计且不可欣赏的美么?
——譬如李白。
从各种意义上说,尽管才华高逸的诗人不胜枚举,但盛唐之音最为强烈且深刻的印象,当然来自于李白的诗歌——那种超乎于一切想象、痛快淋漓而天然自成的美;那种可以欣赏却绝不可效法的极致天才;那种蔑视一切并创作一切的慷慨激昂,虽是诗风的映照,又何尝不是时代的映照?文艺得风气之先,当李白在他的诗歌中抒发那飘逸而高举的仙气时,托负着他青云直上的,难道不正是盛唐的狂飙与飓风么?
龚自珍点评李白,称“屈、庄实二,不可以并,而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本三,不可以和,而和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中儒、仙、侠一句,前人早有阐发,不算新奇;但唯独对李白屈(原)、庄(周)为一的见解,却真正是老辣而又精准,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诗仙作品最为关键的本质。
不错,李白真正超凡脱俗之处,恰恰在于他那并屈庄而为一的美。他或许还缺乏庄子那深刻的思辨与屈原那雄浑纯粹的情感,但在其天才的作品中,则无疑已经将庄氏的飘逸轻灵与屈子的激越奔放合二为一,描绘出了同样瑰丽且奇伟的想象。
……可是,奇怪之处也正在这里。毕竟,龚自珍言之凿凿,认为屈、庄的风格,是决计不可合并的。】
女皇皱了皱眉。
她也是颇有才气的诗人,但正因为颇有才气,才能一耳朵听出关键来——这所谓的“屈、庄实二,不可以并”,看似武断且无稽的判断,实则却有极深的洞见;显然,那位“龚自珍”也是眼光极为精准老练的人物,判断毫无差池。
但为什么这“李白”却偏偏能合二为一呢?
【当然,这所谓的“不可以并”绝非是什么审美倾向与笔力的问题——屈子庄子都是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绝顶宗师,绝不必对他们的才气有什么怀疑。他们之所以执守于自己的风格而不能兼得,原因并不在于审美的情趣,而在于某种深沉且不可兼容的价值倾向。
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于庄子而言,他文字中那种凌凌然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汪洋恣肆而无所凭借的自由与潇洒,唯有在遗世独立的离群索居之中才能获得。
出世的孤寂静是庄子美学的根本,一旦入世,人心就会沾染感情;一旦沾染感情,那飘逸空灵的美便一去而不复返——逍遥与飘渺与其说是文字修辞的技巧,倒不如说是主观精神的自在;血淋淋的实际却永远是黯淡而黑暗,如若倾注了过多的情感,遭遇了太为真挚的共情,那么在憔悴与悲愤的心境之中,还如何能乘风而起,飞扬而横绝四海?
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足以令一切飞扬跳脱的梦想都砰然坠地。
但对于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