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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做，只是在黑暗中一直抽烟，他把烟灰缸堆满了，放在窗台上，尼古丁大概给了他微弱的安慰，就像天上目力所及，为数不多的几点渺茫的银星。

天亮后他做了扫除，把昨天砸碎的东西收起来倒掉，拖了地，擦了柜子啊玻璃啊台面啊等一切他能擦的东西，他甚至给一直拖着没修的一个水龙头换了橡胶阀。前天买的福字和吊钱，也都被姜明贴到玻璃上，可惜今年柯向瀛没有写春联，他们的门框就只好白在那里。

邻居说中午时看姜明下了趟楼，没人知道姜明去了哪里。如果他只是在城里转转，那或许还好，但如果他往老厂的方向走，想去凭吊些遗迹，那他只会殊无收获。机车厂已经被推平了，最后那批机械大概还是处理了废品，厂区里的铁轨听说早已被人陆陆续续偷着拆开卖掉，几个老板靠地皮大赚一笔，周鹤还是和杨娜一起去了美国，他说到底爹妈生我们，就是叫咱来人间享福。那些陈词滥调，说什么一个人被苦难折磨，就像被烈焰锻过，他将变得更纯净，“烈火中永生”，但其实这都是瞎掰。灰烬里不会有什么水晶的心脏，那里面嘛都没有。人就不应该受苦。姜明觉得挺对，他也不喜欢用美好的辞令去包裹伤口，柯向瀛试着这样做过，但显然没用。

现在这块空地已经被蓝色的塑料板子围起来了，彻底成了一片大工地，黄色的吊车耀武扬威地蹲着，按广告招贴画看，不久一个崭新的购物中心就要被建起来。这也不错，至少说明总归有不少人富了起来，每次在滨江道，在劝业场，看人们跟拿东西不要钱一样，姜明都这样想，他也只能这样想。

要是他扒着挡板的缝隙往里面看，就会发现里面一点旧日的遗迹都没了，连那些栽在食堂浴室一带的花树都被铲了个精光。那里原本的梨树和海棠，还是姜明刚进厂那年大家提议栽的，当时他们厂接了德国客户的一个大单，正风光无限，厂领导就说要改善工作环境，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的，总之就是某个工人吧，他说咱厂是不是有点秃？轻机厂新宿舍区才种了梧桐……

转年海棠就开花了，春天时，差不多每个进食堂吃饭的人身上脚底都得沾上些粉色，有些女工便爱去揪花，甚至有一株差点叫人揪死了，后来还是大伙一起商量着，说这是厂里的财产，谁再手欠，罚他20。

至于梨树，实在养了好几年才开始结果，却又小又涩，这自然是姜明他们这些青工偷着攀上去摘了品尝后得出的结论。小伙子们包裹在工装里的长腿从树梢上垂下来，一听保卫科的大爷老远传来的咳嗽，他们的笑声就像蓝色的梨花一样飘满枝头。他们利落地跳下去，然后撒腿跑得飞快。

谁知道这些大树都被砍去做什么了呢？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心急的人已经放起鞭炮了，城里弥漫着幸福的味道，我们不在春节的时候说死，说穷，说倒霉，说一切的不如意 —— 哪怕现在已经是 1997 年了。

姜明下午时可能给姜灿打了个电话，她不在，他就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他后妈接的，说姜亮和同学到新安打电动去了，他后妈问他过年回不回家，姜明说不回；后妈犹豫了一阵，最后说，你想回就回，不用管你爸，我和姜亮都没意见；姜明说，算了，就电话里给您拜个早年吧。

他晚上什么都没吃。到夜里小孩们都睡了的钟点，有人听见什么东西发出咚的声响，像恐龙巨大的身躯倒在地上，天津的地又硬又冷，这是一片盐碱地，不生寸草。

后来柯向瀛偶尔会梦到姜明。还是在他们那个六楼的小独单，他看见姜明走进卧室，拉开窗子，他先踩到床上，然后一撑，便翻了下去。但那是白天，柯向瀛特别确定，他跑到窗边，楼下是游行的队伍，人特别多，有过去在广场上那么多，好像整个机车厂，不，是整个天津市的老国营厂子的人都来了，他们手里没有那种白底黑字的横幅，他们手里是手风琴，小号和快板，轻快的旋律回荡在宽阔的街道上，每个人都穿得特别干净整洁，打扮的漂漂亮亮，就像爸爸妈妈说的五十年代的劳动节大游行那样。他们都有结实的手臂和肩膀，姜明掉下去，就像羽毛掉在水上，他被大家稳稳托住，再放下去，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姜明抬起头，笑着朝柯向瀛挥了挥手， “ 回见！ ”

队伍蜿蜒地往前流淌着，像一条红色的河，柯向瀛在梦里模模糊糊地觉得，他们一定能去到一个好地方，他便也笑着招手说，“回见！”

第40章 非虚构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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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我本以为自己最多只能回忆起那些快乐的片段。那时我很喜欢从沙发上往他背上蹦，他就很粗鲁地把我过肩摔摔到床上，然后咯吱我。我会抢他最爱吃的羊肉串上倒数第二块肥肉，半夜睡不着就把他也摇起来，胡编一个非洲洋葱国的童话，打扑克时出千，在家给他剪一个特别丑陋的发型，偷最后一根烟，吃西瓜第一口瓤……这些蠢事我干起来乐此不疲，姜明只被我真正惹急过一次，他的报复是把我自行车带扎了，然后自作自受地骑摩托送我上班。

比起我，姜明不太会主动开玩笑：他只会假装自己没带门钥匙（我不喜欢带，怕丢）。有时从我们还没下公交车就开始演，有时在家门口演。我总是上当，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说谎对于姜明太难了，他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的分手是真是假。

和姜明相反，我非常会撒谎。是的，撒谎，我告诉编辑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他觉得我很真诚。他真傻，竟然意识不到我把自己朱红色的罪通过文字洗得白雪一样。如果说这个故事里谁最不应该得到同情，那就是我，是我在一个人理想崩塌的时刻给了他爱情，可难道爱情能让人活下去吗？

现在是2019年。盛夏已过。我仍住在天津梅江，打开电脑，Facebook上和我互相吹捧的美国作家们正在转发一个瑞典女孩关于气候问题的发言，她说，How dare you! 这些西方人身上天真的勇武是我不具备的，他们可以轻松地对一切自己看不惯的东西发声，这些人说你们怎么敢超标排放二氧化碳，怎么敢打女人，怎么敢支持以色列，怎么敢把少数民族关起来，怎么敢把小公鸡放进碎肉搅拌机里，怎么敢歧视同性恋。重点在于这个指责的姿态，我常常通过文字想象他们伸出的食指，又直又硬，那么白皙光洁，就像他们说的道理。

姜明的食指关节部位有些扭曲，他干活太多，茧子一层叠着一层。机车厂倒闭那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