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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维克托微笑着说，眼泪却依旧从他空洞的眼睛里流淌下来，“我明白了……没有疑问了……秩序……就是如此完美。”

现在，他是一个空壳，一个容器。

然后，他死了。

是的，他死了，他停止了呼吸，他的血液冰冷，他的瞳孔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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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真的错了。我们救不了自己，我们救不了母亲。

我们倾尽所有、奉献生命想去破解的“密码”，我们最后的“希望”……

它唯一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只是一具温暖、新鲜、可以暂时寄居一下的容器。

我们被这狗熊养的的外星人骗了。

有人冲进来了，他们大喊大叫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

第104章 天外混沌之物（3）

第一忘了第二忘了总之拯救世界吧

以下内容摘自于《伊万·彼得罗维奇·沃伊诺夫手记》， 不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请作怪谈一则。

1991年11月，我因“损害国家公共财产”被押送到了莫斯科的布蒂尔卡监狱。

在监狱里， 我常常会梦见维克托。

我梦见负整个研究所摇摇欲坠，广播中正在播放爆破的倒计时，红色的灯光闪烁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

维克托从冰冷的地板上爬了起来， 他的动作就像是小鹿一样轻盈， 带着迎接春天般的喜悦。基地的入口已经塌陷了， 他从我们的秘密通道中爬了出来，奔向雪原深处。

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991年12月， 在我等待提审的日子里， 苏联解体了。

1992新年的第二天，我从监狱走出来， 身上只有一件军大衣和一包烟。

那件事发生过后，莫斯科的气氛很压抑，行人的脸上都被历史碾压过后的迷茫， 他们的肚子和国营商店的货架一样空空荡荡。

我应该要回家的， 可我选择了另一方向。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借着微弱的月光， 摸进了郊外的东墓场。

这是一座在70年代建成的墓场，维克托的儿子就安葬在这里。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我哼着歌。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战士， 我并不相信世界上有鬼魂，但这种绝望有压抑的氛围下， 我的确需要用歌声来维持清醒。

果然， 在最西边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我找到了维克托。

他的儿子在他的右手边， 一大一小两座坟墓在黑暗中手拉着手。

我撬开了他的棺材。

如我所料，他的身着干净整洁的军装，肩带上镶满了徽章，但那闪亮徽章之上却是整齐而平滑的切口。

他的脑袋不见了。

“哈，”我坐在棺沿上，点燃了最后一只香烟，“狗杂种。”

我回家了。

我在参与研究项目之前是大学的教授，所以妻子和女儿现在正住在之前给我分配的教师公寓里。

我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了，但我依然被家中的变化吓了一跳。

“你回来了。”妻子笑着说，摸了摸卷的整齐漂亮的头发，笑得有些勉强。

女儿已经一岁了，她睁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盯着我，脑袋后面的白色蝴蝶结一颤一颤。

哦，我的娜塔莎，对她来说我只是个陌生人。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坐在了餐桌面前。我们的餐桌上有烤火鸡、黑面包和红鱼籽酱，崭新的收音机里播放着一条新出炉的政策。

“为保障国家经济长远繁荣，政府将在阿美莉卡经济顾问的帮助下推行坚决的‘休克疗法’改革……短期内虽面临挑战，但这是迈向稳定与增长的必经之路……”

和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同胞们不同，我的家里是一片小布尔乔亚的闲适与优雅。

这一切是有代价的，我当然知道。

“那帮狗杂种什么时候到？”我平静地说。

我的妻子抿了抿嘴唇：“马上。”

下一秒，门铃响了。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走了进来。这是个阿美佬，人人都能看出来他是个阿美佬，趁着巨人倒下的混乱，老鼠们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

我不怕死，我们都不怕死，但我的女儿太可怜，她已经没了可以誓死效忠的母亲，没有什么信念值得她牺牲。

“伊万·彼得罗维奇教授，我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实验。”男人说，“实际上，我们非常欣赏您的才华，阿美莉卡是个自由包容的国度，我们愿意资助您将‘慈父之声’的实验进行下去。”

“你们所谓的‘自由经济’会把我的家变成**和饥饿的大本营。”我冷笑一声，“维克托呢？”

男人拍了拍手，他的手下端上来了一个令我肝胆俱裂的东西。

那颗原本属于人类的头颅，此刻呈现出水晶化的状态，他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仿佛你永远可以在他面前得到安慰。

原来，这个怪物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呵呵，它会玩死这群阿美佬的。

我很期待着。

我们一家就这样来到了这片完全陌生的国土，在一个叫“51区”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我再次和妻女分开，投入到了繁忙的研究中。

有了维克托的头颅作为“翻译器”，我们理解起这个怪物来就更方便了。

实验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我们不再满足于粗放的情绪影响，而是实现了精准的神经编码改写。我们组建了第一个“绝对纯净战术单元”——整整五万名士兵，他们的恐惧、疑虑、同情心等“冗余情感”被彻底抑制，代之以绝对的专注、对命令的无条件执行。

他们被视为无往不利的神兵，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需要“和平”的地区。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的实验对我的精神也造成了不可颠覆的改写：我对生命失去了尊重，变得越来越冷酷。

无所谓了，我的信仰已经崩塌，我的时间停滞在过去，现在发生的事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期间，我的妻子因为肝癌去世了。

在她的葬礼上，我看到我们的娜塔莎，她已经出落成了婷婷玉立的少女。

我猛然意识到，距离我上一次回家已经过去了五年，娜塔莎已经十八岁了。

上次回家时，她还会抱着我的胳膊撒娇；这次见面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感到她陌生得让我心悸。

“我需要钱。”她说，手里捏着的是他们称之为“嗨翻天”的东西。

给钱，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那晚，我试图与她谈论未来。我提及她幼时展现的数学天赋，提及我曾为她规划的前往理工学院的路径。

她安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