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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类人——成绩尚可，性格安静，存在感极低。

高中的时候，林知夏暗恋过沈砚舟三年。

这件事安静、隐秘、无人知晓。

令她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甚至有点像是在回忆另一个人的人生。

久远到，令她自己都以为，她早就放下了。

她和他同校，却不同班，偶尔在走廊、操场、年级大会上远远见过他几次。

她知道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机会和他说过话。

暗恋这件事，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单方面的仰望。

没有幻想过以后，没有说出口，也没有奢望过回应，只是在青春期的某个阶段，被这样一个人短暂却无可替代的照亮过。

后来毕业，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

那三年，被她很妥帖地收进了“已经过去”的抽屉里。

所以当沈砚舟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旧情复燃，而是——错愕。

那是在她工作第二年的一个傍晚。

她被突然找上来的中间人，约进了一间安静的茶室，推门进去后，她彻底怔住了。

沈砚舟坐在她对面，西装笔挺，眉眼冷静，和记忆里的少年几乎没有任何重合的地方。

“我需要结婚。”他说。语气平稳，像是在谈一项合作。

林知夏愣了几秒，才意识到这句话是对她说的。

“形式上的。”他补充，“协议婚姻。”

她的第一反应，是不解。第二反应，是本能地低头。

她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耀眼、不张扬，站在人群里，几乎不会被注意到。

“为什么是我？”她问。

沈砚舟看着她，语气理性得近乎冷酷：

“我们高中同校，算认识。你性格稳定，不会惹麻烦。在我家里那边，也好交代。”

没有一句是因为她本人。

她却在那一刻，莫名松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不是因为她特殊，只是因为她足够不起眼、足够安全、足够不会越界，所以被他从众多选择那里，筛选了出来。

这反而让她觉得安心。

她很快点头答应了。协议条款清晰，期限明确，互不干涉私人生活。

沈砚舟给了她一笔钱，数额不小，足够她解决眼前所有问题。

她没有犹豫。

而那次谈话，却并没有在她答应协议结婚后结束。

沈砚舟合上文件时，又看了她一眼。

“还有一件事。”他说。

林知夏抬头。

“你来我公司上班。”

她明显怔了一下，下意识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行政部。”沈砚舟语气平静，“正好缺一个你这样的岗位。”

她没懂。

看出了她的疑惑，他继续解释：“方便安排后续的事情，也方便对外保持一致。”

他说得很含蓄，却不难理解。

结婚之后，他们迟早会在一些场合被提及，以及迟早有需要配合的时候。

与其让她继续在别的公司，处在不可控的环境里，不如放在自己眼皮底下。

安全，也省事。

林知夏沉默了几秒：“我现在的工作……”

她刚开口，就停住了。她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题。

“薪资不会低于你现在的。”沈砚舟补了一句，“工作内容也不会为难你。”

她点了点头。

“好。”答应得很干脆，像是早就习惯了，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不给自己留下太多犹豫的空间。

沈砚舟看到她的反应，似乎也并不觉得意外。

“还有一条。”他说。

她抬眼。

“我们的关系，不能公开。”

“在公司里、任何场合，都不需要你配合扮演。”

他的语气冷静而明确：“你只是普通员工。”

林知夏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明白。”她说。

那一刻，她甚至觉得，这样的安排，对她而言，是一种保护。

领证那天，她和沈砚舟并肩站在窗口前。

他递给她证件，语气平静：“有需要，我会提前通知你。”

她点头：“好。”

他没有多余情绪，更像是与她签完了一份长期合同。

从一开始，沈砚舟就没把婚姻当成浪漫的东西，在他的认知里，婚姻更像是一种结构稳定的关系模型，责任清晰、边界明确、风险可控。

所以他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

协议、条件、角色分工，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

而沈砚舟给的那笔钱，几乎是在同一天，就被林知夏全部用掉了。

用来填母亲伸过来的手，用来堵那个永远看不到尽头的、继弟留下的烂摊子。

她的亲生父亲早早生病去世，母亲改嫁后，那个家，早就没有她的位置，却从来不肯真正放过她。

而她习惯了，自己来承担一切。

林知夏个性其实并不是一直这样安静、克制的。

她小时候，其实被宠得很厉害。父亲在世的时候，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那是个并不富裕、却很温暖的家庭。

父亲在工厂做着普通的工作，性格朴实憨厚，却舍得把最好的都给她。

他常年倒班，身上总带着一股洗不干净的机油味，常年穿着同一双旧皮鞋，鞋底磨得发亮，逢年过节也舍不得换。

可她书包里的文具永远是新的，冬天的羽绒服从来不买便宜的，父亲说是“暖和一点，少生病”。

她要什么，他几乎从不拒绝。

她被允许任性，被纵容撒娇，甚至有过一段相当骄纵的童年时光。

那时候的林知夏，以为世界理所当然会一直这样围着她转。

直到父亲轰然出事，他被检查出患有肺癌，这场绝症带走了他的生命，也几乎抽空了整个家。

家里的生活像是被人粗暴地掀翻了底，露出了最不堪的那一面。

父亲失去了劳动能力，而工作能力不强的母亲，很快就撑不住了。

最开始只是账本上的数字变得越来越薄，菜市场里，她会站在摊前多问几句价钱，最后还是把原本想买的那块肉放回去。

后来，她们开始搬家。

不是那种提前计划好的搬，而是行李越收越少，纸箱越换越小的那种。

借住在亲戚家时，她们被分到最靠里的小房间。

窗户对着墙，白天也要开灯。她睡的是折叠床，翻身时会吱呀作响，每一次动静都让她下意识放轻呼吸。

她很快学会了不占地方。

鞋子永远靠墙摆好，毛巾挂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洗完澡出来，会把地上的水迹一遍遍擦干。

吃饭的时候，她不敢第一个动筷，遇到不合胃口的菜，也会很快咽下去，说一句“挺好吃的